報告指出，中國能源結構將從以煤為主轉向以油氣為主，再到可再生能源為主，這是自身稟賦、成本比價和社會經濟發展實力決定的，適合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能源結構。未來東南亞、“一帶一路”很多國家在綜合條件約束下，也必將走類似能源更替道路。

 

     中國能源產業“走出去”，經歷了出口石油等能源原料的初級階段后，也在推動管網走出去。另外，中國研究力量已能夠承擔更多重大課題，完全可以實施智力輸出，為其他國家進行能源規劃。而且，中國能源相對充足且部分過剩，剛好可以走出去，特別是核電可以通過國際工程合作走出去，電力資源可以通過電網互聯互通或能源互聯網走出去，中國的特高壓電網建設等基礎設施也可以走出去。特別是亞太地區，中國能源走出去大有作為。

 

     統籌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

 

     因此，我們要統籌利用國內國際兩種資源、兩個市場，堅持投資與貿易并舉、陸海通道并舉，加快制定利用海外能源資源中長期規劃，著力拓展通道，著力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、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、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和中巴經濟走廊，積極支持能源技術、裝備和工程隊伍“走出去”。

 

     特別是，要加強俄羅斯-中亞、中東、非洲、美洲和亞太五大重點能源合作區域建設，深化國際能源雙邊多邊合作，建立區域性能源交易市場，積極參與全球能源治理，加大支持企業“走出去”，全面拓展能源國際合作。

 

     亞太地區能源面臨三大挑戰

 

     筆者認為，亞太地區能源面臨三大相互關聯的挑戰：一是能源供應總體上處于短缺狀態。還有近6億無電人口，即便已經通電的地區也是供電不穩定，供電穩定的地方成本過高。二是能源投資資金短缺。為了改善能源供應，需要高額的投資，每年保守估計需4000億美元，而亞行每年只能提供大約40億美元，也就是1%，其他99%需要外籌。三是新能源短缺。因為資金的壓力，發展中國家投資能源項目不能不追求最低成本，而最低成本的能源就是煤炭，無法直接轉型升級利用綠色低碳的新能源。

 

     因此，在未來20年內化石能源在亞太地區仍然占絕對的主導地位，到2035年煤電估計總體占到總發電量的55%。亞太地區的煤炭與二氧化碳排放量達到峰值可能要比我國晚20年左右。這樣高的煤炭比例必將引發嚴重的環境問題，會導致霧霾和持續增加的碳排放，猶如今天中國的狀況。

 

     亞太能源未來如何走上可持續發展之路？《中國能源2030年展望》可以給亞太各發展中國家以啟示，中國應該也有條件成為低碳清潔能源發展的領跑者。

 

     如何領跑？
     具體來說，中國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承擔起“清潔能源領跑者”的責任。

 

     首先是提供融資，破解資金短缺難題。亞投行、金磚銀行、南南合作基金、絲路基金及國家開發銀行、中國進出口銀行等我國主導的金融機構，已陸續到位，可以聯合亞行等國際金融機構或主權基金進行聯合投資。

 

     其次是電網互聯，破解電力短缺難題。我國周邊和較為鄰近的國家或多或少都處于缺電或至少是季節性（如冬季）缺電的狀況，而我國近年來全國電力供應相對充裕。所以我們可以大力推動與周邊、鄰近國家實現電力聯網，讓全球能源互聯網在中國周邊先聯起來，也可為我國西部大型可再生能源基地提供新的出路。

 

再次是推進國際能源合作，破解新能源短缺難題。光伏、風電等可再生能源在中國這樣規模的經濟體的能源結構中，目前還只是起一定的補充作用，然而在一些中小發展中國家，特別是小島國家，則大有可為，可以對能源供應產生根本性變革。中國可以考慮整合對外援助渠道和資源，在島國實施大手筆的“光伏外交”，以光伏與儲能、微電網技術結合發電，大幅度減少柴油進口，減輕政府財政壓力，改善當地環境，提高百姓生活水平。因此，我們可以加快推動重大能源裝備“走出去”，積極拓展海外能源合作。

 

     最后是提供發展規劃，破解能源智力短缺難題。當前，我國已經能夠獨立承擔能源領域的各項研究，而不是20世紀90年代迷信和借重國外研究力量和技術援助。我國研究力量完全可以走出去，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咨詢，幫助受援國研究編制區域中長期發展規劃，以中國的成功經驗和模式幫助亞太發展中國家走上低碳發展道路。

 

     此外，我們還可以輸出能源扶貧經驗，積極聯合亞太國家或其他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能源治理，特別是加快建設上海國際能源交易中心，加強東北亞、上海合作組織能源合作，推動建立區域能源市場，推動核電等中國能源標準國際化，辦好G20峰會能源系列會議，確保取得預期成果和實效，加強與國際能源署、國際可再生能源署、國際能源憲章等國際能源組織合作，提升中國參與國際能源治理的話語權和影響力。  來源：國際燃氣網